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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t支付接口(www.caibao.it):曼殊旧版《拜轮诗选》和《绛纱记焚剑记合本》

admin2021-02-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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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的著作,据柳亚子父子的研究,许多都散佚了。原有《梵文典》八卷,章太炎刘师培的序和曼殊自序曾刊载1907年《天义杂志》第六卷,书却未出书;同年曼殊的女弟子何震(刘师培夫人)编成《曼殊画谱》,有章太炎、何震序,曼殊自序,以及曼殊“母夫人何合氏”序(何合氏序为日文,后理由知堂翻译汉语),刊载《天义杂志》第五卷,而画谱最后也没见出书。1911年成书的《英译燕子笺》,由西班牙人庄湘罗弼氏携去马德里谋出书,亦不知事实出书没有。其它如《无题诗三百首》《泰西群芳谱》等,或者仅见其名于曼殊书信,或者见于那时报纸广告,然而没人见过原书,曼殊死后这些书稿也多数不知去向了。

曼殊殁于1918年,年三十五。他生前出书并确切被见到的有以下六本书:

《惨天下》(1904年上海镜今书局出书);

《文学因缘》(1907年日本东京博文馆印刷,齐名社刊行);

《拜轮诗选》(1908年日本东京三秀舍印刷,梁绮庄刊行);

《潮音》(1911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

《汉英三昧集》(1914年日本东京三秀舍印刷,东辟刊行);

《绛纱记焚剑记合本》(1916年甲寅杂志社出书)。

这些书四种是在日本东京出书,两种在上海出书,除《绛纱记焚剑记合本》为小说外,其它是译著。六种书险些都是只印了一版,厥后都是其余书局的翻印本,以是原版书极难网络。十几年前我获得《汉英三昧集》一册,原以为到此为止了,厥后却又获得《拜轮诗选》和《绛纱记焚剑记合本》,因此前后共获得三册。曼殊的原版中稀奇以日本所印的为细腻,据柳亚子说《潮音》最漂亮,也最难过,自然我既没见过也没有《潮音》。《潮音》是“非卖品”,原有署名“飞锡僧”写的一篇跋,但厥后不知为什么没印进书里,曼殊把这篇跋手抄一份送给了柳亚子。曼殊死后,柳亚子研究这份孤本的“飞锡潮音跋”,以为是曼殊托名飞锡写的自传,现实没有飞锡僧这小我私家。曼殊生前不言身世,其事实何所自来一直是个迷,柳氏凭据此跋并参以曼殊自传小说《断鸿零雁记》(曼殊死后由胡寄尘整理出书),写了《苏玄瑛新传》行世,人皆笃信之,然而厥后经访求曼殊支属,以及获得新的质料,却证实亚子所言与事实险些南辕北辙。这说明若是没有可靠质料作为支持,对那些看上去很合理和“逻辑严密”的考证,抱以姑妄听之的态度为相宜。

《绛纱记焚剑记合本》初版书影

《绛纱记》和《焚剑记》初刊于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1916年出书单行本《绛纱记焚剑记合本》,由亚东图书馆印刷;不久杂志社又另出合编本《名家小说》,这两篇也收入其中,单行本就绝版了。单行初版本为窄四十八开,纸面平装,四号铅字报纸印;绛纱记篇有烂柯山人(章士钊)和独秀(陈独秀)两序,撰著者署名“昙鸾”。由于印了这个署名,十年后竟引起对作者的嫌疑。民国十五年时有段庵旋其人,与曼殊本无来往,但因仰慕品格,掇拾曼殊作品编成一册《燕子山僧集》。编集的时刻接到赵景深的信,说绛纱和焚剑两记不是曼殊所作,据白采说是其友廖叔凯的作品,并说确切不移,段某于是将此两篇从文集中删除了。这件事很引起一番争论,载在《语丝》;厥后章士钊出头证实昙鸾就是曼殊,自己昔时曾亲见手稿,况且别人也不能能写的出曼殊那种文字,此事才告平息。实在初版本已载明昙鸾就是曼殊,在初版本的里封印有广告,其文云:“本馆刊行种种小说,皆现代著名文学家如章行严(即烂柯山人)、苏曼殊(即昙鸾)、老谈诸君所撰著……”也许那时盛行的是厥后的《名家小说》本,广告已经删除,才会有这番争论的吧。

关于曼殊的小说,新文学人士目为鸳鸯蝴蝶派之祖。郁达夫写过《杂评曼殊的作品》,据他看来,曼殊的译诗好于自作诗,诗好于画,画又好于小说,而“最好的是浪漫的气质”,曼殊能在文学史上有不朽的成就,也是由于浪漫的气质(这点实在是想不明白)。小说则是写的欠好。他举出《断鸿零雁记》和《碎簪记》两篇中种种不合理的情节和过多的巧合,以为既不写实,也太做作,不是现代西洋小说的做法,照样某生体的中国滥小说匠做法。知堂有一封“答芸生先生”的信(此信和郁文均收在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五卷),也评论到曼殊,以为曼殊是很有天禀的人,又兼具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文艺界的民风,虽然头脑不能说是新。从文学潮水的变迁来看,鸳鸯蝴蝶派是宣统洪宪间由于传统的生长、和革命的受挫发生的一种文学潮水,“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知堂先生的眼光和看法总是有过人之处,看了不能不信服。曼殊写的是既不全旧,也不是新的小说,若以现代西方文学的尺度去指斥的话,自然一无是处,这与据新诗而指斥旧体诗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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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轮诗选》有论者以为是曼殊作品中最主要的一本,由于它是翻译史上第一本外国诗翻译集。我没有研究过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据闻尚有辜鸿铭《痴汉骑马歌》为更早,但那本书似没有印出书年月。《拜轮诗选》这本书以前是说出书于1908年,凭据是版权页已写明:“戊申九月十五日初版刊行”,但据柳亚子的研究,说此书的初版和再版从没人发现过,只见过第三版(印于1914年8月),因此以为第三版现实上是初版(《柳亚子文集·曼殊现存书目索引》)。关于这个问题他有考证和推论,此处从略。若是第三版是初版的话,那这本书还较其友人应溥泉的《德诗汉译》(最早的德诗译本),晚出约半年的光景,但说它是最早的汉译拜伦诗集因该没什么问题。

我珍藏的《拜轮诗选》恰如柳亚子所说也是第三版,版权页印的出书时间为“戊申九月十五日初版刊行;壬子五月初三日再版刊行;甲寅八月十七日三版刊行”。这本书是三十二开的窄本,白色冲皮面精装,封面书名烫金,封底印英文:拜伦诗曼殊阇梨译;书前有曼殊西装照,珂罗版印,法兰居士(W. J. B. Fletcher)序和曼殊自序,尚有H.R.Alice为《留别雅典女郎》诗作的曲谱插页一张;正文每页上半为英文下半为华文,共收诗五首:《去国行》《留别雅典女郎》《赞大海》《答尤物赠束发*带诗》(按,*为异体字,详细见下图)《哀希腊》。

曼殊译诗题目


《拜轮诗选》原版书影


《拜轮诗选》中曼殊西装照

集中的五首诗是否全出自曼殊的译笔呢?黄季刚先生《纗秋华室说诗》中说,《赞大海》和《哀希腊》两首是他所译。他说居日本时与曼殊同室,暇日以翻译拜伦诗为消遣,有曼殊友人汇刊潮音集,即录此两篇与之,《赞大海》的第五章,原意深曲,经章太炎补译而成。此外《留别雅典女郎》四章,曼殊在《文学因缘序》中自承是其友“盛唐山民”所译,这样算下来只有两首是曼殊译的。但看曼殊的自序,有云:“比自秣陵遄归将母,病起胸膈,擩笔译拜轮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则又是自译的。按曼殊此序自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据柳无忌重订苏曼殊年表,曼殊与黄侃居东京是在1909年,曼殊译诗在前。果能发现《拜轮诗选》1908年的初版本,那大致就能说明译者事实是谁。不外在我看来,以曼殊的性格而言,不会体贴谁译的诗,他的其它译著也收了很多多少别人的译文,《汉英三昧集》中甚至没有一篇是选他自己的翻译,选的都是他以为高明的别人的翻译。 

我藏的另一册曼殊译著《汉英三昧集》东京三秀舍印刷,刊行人东辟,出书日期为“甲寅八月十二日初版刊行”。据柳亚子说,“东辟”是居正,那时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东居日本,居正在东京办《民国杂志》,曼殊常收支其间,《汉英三昧集》是《民国杂志》替曼殊出的。这里没有说到《拜轮诗选》,但《拜轮诗选》现实也是《民国杂志》出的,1914年12月《民国杂志》第一年第六号上,有民国社《汉英三昧集》和“《摆伦诗选》”的出书启事,两本书的开本、用纸、装帧都相同,只是外封颜色有别,一本为白色,另一本为黄色。《拜轮诗选》也是东京三秀舍印刷,出书日期“甲寅八月十七日”,只比《汉英三昧集》晚五天,印刷者则同为“岛连太郎”,以是两本书险些是同时出书的。奇怪的是柳亚子似乎没有注重及之,否则关于《拜轮诗选》有没有1908年头版本的问题,他可以去问居正,而不必作种种的推论了。

写这篇文字时,找出居正(署梅川居士)《辛亥劄记》来查阅,内里并没有谈到曼殊,但见《叙言》云:“曼殊阇梨诰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以是警灾枣梨者至矣。余不文,幸免于戾。何去年双十节,江南晚报增刊,索余纪念物补空。余薄历史观,凡有书札文类具历史性可名贵者,辄弃置之。偶于破䇲中,检出辛亥日志残本,凑为劄记若干言以塞责。朝生暮死之刊物,初不期其行也,焉敢望远。李君夷民,今于江南晚报停刊改组中,见手民无工可做,为之搜集成册,校勘付梓。曼殊有知,应笑居士破戒矣。”其时距曼殊死已经十年,居正执笔作文时犹忆及旧友,读了难免为之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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