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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赵翼在其《檐曝杂记》中提到钟表时，称其绝技：“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由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其实，早在明末，西洋钟表已通过宗教和贸易的渠道，从广州进入内陆，开启了一段备受瞩目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力图进入内陆传教，他们在广东等地寓所陈列自鸣钟等西洋奇器。自鸣钟集报时、音乐和机械运作于一体，精思神巧，富有情趣，将之赠送给中国官员并进而献给皇帝，实现传教目的，最为合适。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中就有自鸣钟两架，“……谨以……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异耳”。
入清之后，宫廷对西洋钟表的喜爱有增无减。康熙帝曾作诗《戏题自鸣钟》：“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康熙注重西洋钟表的科技性，在养心殿造办处自鸣钟处下设制钟作坊，让西洋传教士技师仿制、维修欧洲机械钟表。广东督抚定期向朝廷汇报来华外国商船上是否搭载有特殊技艺之西洋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月，康熙特差人到广州传旨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家人送来”。这些西洋人中包括钟表技师，他们以广州作为据点，申请批准、等候答复、学习汉话，最终进入宫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传教士林济各进京，他精研钟表制作，在做钟处主持清宫钟表制作。雍正皇帝也喜欢自鸣钟，注重其实用计时功能，他继续招募西洋技师进宫，并选募民间钟表匠，宫廷自制钟表数量增多，做钟处规模扩大。最有名的为雍正七年（1729）入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沙如玉，他在造办处制作包括小表、子时钟、问钟等不同类型的钟表，还根据宫中夜间打更需要发明报更自鸣钟（更钟）。乾隆朝继续引进和使用西洋钟表技师，做钟处中外匠役人数达100多人，堪称盛况。西洋技师培养了最早的中国钟表匠，他们制作了大量钟表，仅乾隆十五年（1750）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十年间就做出钟表56件。现存清代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闹钟等大多为乾隆时期生产，造型多为楼台、亭阁、寺塔等建筑形式，制作中还需漆、铸、牙、玉、木、金等其他作坊的协作，所产钟表用料珍贵，式样奇巧，做工精细。
在传教渠道之外，随着中西贸易在广州常规性地展开，尤其乾隆年间“一口通商”制度确定，西洋钟表贸易在广州也日渐繁荣。《粤海关志》记载“向来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如钟表、哔呢、羽绒等货，各投各行商交易”，粤海关明确规定西洋钟表的各项税则，并规定其交易由行商承办。这些进口的西洋钟表，是每年元旦、端阳和万寿节贡品中必备之物。乾隆二十二年（1757），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镶玛瑙时辰表两圆”，乾隆帝看过贡品后传谕“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乾隆朝宫中进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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